大华新村派出所收到上述信访件后，在60日内未安装弄号标牌, 也未给予原告答复，原告遂诉至法院。

[57]对于这两百多年的世界宪法史, 学术界的基本看法是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即近代宪法时代和现代宪法时代。由此, 该文开篇提到的宪法的全文, 经有人译成汉文, 指的正是张君劢翻译苏俄宪法文本, 逐条解释的也是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

54董成美:《制定我国1954年宪法若干历史情况的回忆》, 《法学》2000年第5期, 第3页。摘要:  苏俄宪法最早中译本的译者是张君劢, 发表时间是1919年11月15日。有的著作本身就是有关苏俄宪法的研究专著, 如施伏量1929年《苏俄政治制度》、胡庆育1929年《苏俄政治之现状》、陆宗贽1929年《苏俄宪法与妇女》、郑斌1933年《社会主义的新宪法》、[26]胡庆育1935年《苏联政府与政治》、李立侠1935年《苏联政治组织纲要》等。苏俄宪法第12条规定,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内之最高权力, 属于全俄罗斯苏维埃大会, 当大会闭会期间, 属于全俄罗斯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俄罗斯宪法评释》一文在该书目录上的标题和正文中的标题有所不同, 目录上的标题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附评释, 正文中的标题是俄罗斯宪法评释。

1928年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先后到达井冈山, 1929年毛泽东和朱德在24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府, 形成革命根据地。对于心史文援引苏俄宪法译文中的若干条文, 如第3、65、79条, 瞿秋白的评价是此段译文几乎完全谬误译文太略译文不通何所据而云然不通之至, 然后附上自己的译文。与此不同的是，我国行政法中的行政决策和行政执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被视为行政过程的前后两个阶段。

以行政过程为视角，并结合行政权的特征，听证程序的类型划分表现为一个广泛的光谱，在光谱的两端分别为行政听证程序的两种理想类型，可将其概括为个案裁决型听证和政策形成型听证。其中的讨论会环节，由听证机关组织计划主体、关系人和其他行政机关就计划内容进行讨论。为了便于分析和解释现实行政活动中的程序问题，听证程序理想类型的提炼，既应当关照到行政机关的传统功能，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关照其功能的发展趋势。[11] United States v. Florida East Coast Rail Way Co., 410 U.S. 224 (1973). [12] Vermont Yankee Nuclear Power CORP.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INC., 435 U.S. 519 (1978). [13] 也有将Idealtypus译作理念典型、理想典型、理念类型，根据韦伯对这一研究方法的定义，译作理念典型其实更为贴切，但理想类型使用得最广泛，故本文采纳这一翻译。

注释: [1] [英]卡罗尔•哈洛、理查德•罗林斯：《法律与行政（下卷）》，杨伟东、李凌波、石红心、晏坤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16页。但搁置行政权的处分性问题，将行政决定置于行政过程的视角下，即将行政决定视为一个由行政机关以及其他各方主体共同参与之过程所形成的一个结果，行政过程中的和解以及诉讼阶段的调解，代表的都是通过反复的沟通和交流，将行政意志与程序参与人的意志互相吸收与融合的过程，而诉讼中的调解实质上是相对人对原行政决定过程的补充性参与。

行政活动中的个案类似司法活动所处理的特定主体之间过去发生的特定争议。[61] [美]杰瑞•L. 马肖：《行政国的正当程序》，沈岿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53] 来源于笔者在对浙江省部分农家客栈行业的行政审批改革进行的调研，另可参见骆梅英：行政许可标准的冲突及解决，《法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54页。[46] 根据现有法规范，出席听证会的主体还有旁听人员、新闻媒体、监督主体等，但这些主体并不是听证会意见交换过程的主要参与者，与听证的沟通结构无关，而主要涉及程序的公开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对听证效力有限性的论述，并不意味着听证在政策形成过程中是不重要的，个人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扩充了信息来源、带来了知识增量，这模拟或者还原了公共秩序形成过程的本质（以个人利益形成公共利益）。[30] 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114页。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分别为个案争议中立场互异的双方，代表着个人权益与公权力之间的反对冲突关系。[62]这一知识运用方式，更适合处理与公共常识和集体价值偏好相关的问题，而诸如成本-效益分析或与科学性相关的问题则更宜采取专家论证的方式来作判断。

消极地位，指纯粹的个人目的通过个人的自由行为得以满足。因此个案的互惠过程可被视为一种基础的关系，而基于共同目标所形成的协调关系，则是多方多轮互惠的结果。

1.个案裁决型听证的强拘束力 听证程序的拘束力强弱，与程序的封闭-开放程度密切相关，因为这直接影响听证这一沟通过程的理性证成的有效性。因此，政策的制定行为，是行政机关部分分享立法功能的一种体现，是行政权不断扩充和发展的产物，在程序上也吸纳了立法过程的特性。

听证程序，主要是吸纳了大众基于经验而具有的价值知识。即便区分正式和非正式听证，后者指代的主要也是相对人的陈述申辩权利，程序规则通常非常简单，与一般规范意义上的听证程序构成要件差别较大。在这个意义上，听证代表并不是在听证会上展现个人的偏好，而是代表了所属群体的知识特征和价值选择，并以此来表达组织化的权益诉求。个案裁决和政策形成过程中参与人之间的沟通过程，分别代表了两种秩序类型。[17]划分和建构理想类型的目的在于，借助这一过程，使现实中以混合状态存在的程序更为清晰，所以其作用是帮助理解制度中各种复杂的混合成分。[59]冲突关系的多元化、程序结构的开放性，都削弱了政策形成过程中听证结论所具有的拘束效果。

[58] 金承东：论行政案卷排他原则的运作原理——听证者与决定者的统一机制，《行政法学研究》2009年第3期，第50页。（三）主体间互动方式：对抗型－协调型 基于个人主体地位的差异，上述两种沟通过程中分别呈现相对应的互动关系：对抗型互动关系与协调型互动关系。

[20]它承认实践中行政听证程序的复杂性，并且无意于将具体制度归于其中的某一理想类型，而更侧重于提供一个分析和解释的框架。正是这样的认识导致了司法型听证程序的正式化陷阱，进而限制了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

[19]就行政听证程序而言，理想类型所指代的并不是完美的听证制度设计，而是为了分析的目的，从经验研究中剥离出来的一种设计。[43]此外，与个案裁决过程不同的是，在政策形成过程中，因为参与主体对程序结果的影响并不直观，最终结论是各方权益共同协商、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结论的可预测性就相对有限，可能落在这一空间直角坐标系中的任一象限。

同时在政策形成的效率和公平方面，规则制定程序也优于行政决定程序。因而政策形成的过程就如同一个蜘蛛网，在这一蜘蛛网中，某一方力量的加倍并不会简单地导致中心点向这一方作同等程度的移动，而是会形成一种完全不同的复杂的均衡。更为重要的是第二个层面的听证参加人的代表性。要改变此种单一化的定位，就应以行政任务的具体需求为导向，并对听证程序在行政过程中所发挥的功能作出准确界定，以此来修正行政听证的程序构造。

而在适用联邦行政程序法的情况下，这一司法型=正式化陷阱引起的就是，在美国行政机关的规则制定行为中，所谓的正式听证程序几乎被完全排除。Kapps v. Wing, 404 F. 3d 105 (2nd Cir. 2005)等。

这种推理方式代表了结合具体个案来情境化地判断听证程序是否正当的一种标准。[27]行政机关一方面拥有一定的行政立法权，另一方面，还在制定大量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

[31]政策在内容上具有公共性，政策形成的目的是通过多方利益协调，对公共利益作出界定、对公共秩序进行调整。而后者则更侧重基于共同目标的沟通，尽管政策形成过程中各方利益的代表人可能针锋相对，但政策总体的价值导向往往是统一的，至少程序参与各方会在政策制定者的主持下形成一个大致的共识。

行政机关对公共秩序的调整，包含了对其职权的解释和细化，那么在涉及其他行政机关时，自然也包含了政策制定机关与其他机关之间职权的划分与联合，应当吸纳其他的行政机关代表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中。两种相对纯粹的情形是个人分别处于消极地位和主动地位的状态。也就是说，除了一些流程性事项以外，听证笔录是形成听证报告的排他性案卷。行政政策的制定，是一个不同类型的信息和知识进行交涉和运用的过程，但并非政策中的所有争议均适宜通过听证程序来解决。

[50]根据价格听证所涉事项的特征，消费者与经营者是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利益群体，而为保证听证代表的广泛性，还应当吸收其他关心价格制定相关议题的主体。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行政机关作为听证代表出席更为主要的功能是以听证会为平台来实现决策程序的集中。

而后一种参加人包含了后文将提到的其他行政机关代表。主动地位，处于此种地位的人有权行使严格意义上之政治权利。

理论上，行政组织法对各个行政机关之间职能的安排和职责的分配，应当是明确而互不冲突的。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目的，并不仅仅是权力，还是一种行政职责，这与民事关系中当事人可对自己权利进行处分相比有很大差异。